《赞美进入他的院——教会礼拜中的音乐》—第三章

第三章 会众的唱诗

会众唱诗是教会音乐的基石。祈克果说：[上帝是观众，我们是演员。]会众参加礼拜是主要之角色，唱圣诗则是会众参与礼拜的具体表现，是义务，也是特权。

   音乐是人类特有的恩赐，对音乐有兴趣的人一定非常多，无论是以聆听来欣赏、使用乐器弹奏或用歌喉来唱，可以说音乐在一般众人的生活中已是不可少的节目。可是音乐大都是属于个人的，除了在军队、学校里的团体或城市中所组织的儿童、少年、成人合唱团或管弦乐队，有集体的使用音乐之外，还有少数几个宗教，特别是佛教在寺院的僧团里也有集体的使用音乐。他们出版有佛教赞本和佛教圣歌集，不过都尚未普及一般的佛教徒，这种诗集大概教徒很少人持有它，连寺庙里的僧侣们也没有。除了这些之外，唯有基督教信徒的团契中有集体的使用音乐，就是一同地唱诗；在信徒家中一般也都会有自用的圣诗本，在礼拜聚会里一定都有唱诗。可以说，这是在社会上各团体和宗教团体中，基督教的会众唱诗是一个特色。

第一节 会众唱诗的历史

   在旧约和新约时代，信仰上帝的人都有集体的唱诗，可是从圣诗史可知，会众唱诗曾被教会历史上灵高德厚的伟人之一——贵钩利一世(GregoryI540—604)禁止。他禁用圣安波罗修(St．Ambrose)之音乐，而改革创立其新的素歌，且只限于修道士或受过训练的圣歌队才可唱颂素歌(plain chant)，会众不准唱之，由此，会众就丧失了在礼拜中自由赞美的权利。1直到马丁·路德(Martin Luther)宗教改革时，在其「因信称义」、「圣经权威」与「万人皆祭司」的信仰之下，为千万人开了亲近上帝的大门，每人都可亲近上帝，有权相信耶稣，更有权自己祈祷赞美上帝，无需神父之媒介。他说：「礼拜的意义是我们亲爱的主以其圣言对我们讲话，而我们以祈祷和赞美诗回答他。」2因他的提倡，礼拜堂内才恢复会众唱诗，实现会众自己以祈祷与赞美诗来回应上帝的特权。所以他被称为「会众唱诗之父」。3事实上，每个人必须对上帝的呼召作出他自己的回应，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。

   在礼拜仪式的条例中，会众不是付钱在看戏剧表演的观众；更正确地说，如祁克果(Kierkegaard)所说：「上帝是观众，我们是演员。」故会众中的每个人，在礼拜的行动中有其个人的部分要扮演，是别人不能担任的。4这个角色可以尽心、尽意、尽情来扮演，也可以潦草地扮演，懒散、没有活力地参与。

   会众基本的责任是唱圣诗。哈泼(Earl E．Harper)指出，唱圣诗不只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特权。5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」、「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」、「愿百姓都赞美祢」：这些是无条件的命令。基督徒的会众必须要唱诗，因为上帝在基督里已经为他们完成大事。唱诗是他们快乐的义务，如果他们做得不够，他们就落于窝兹(Isaacwatts)的批评下，他写道：「让那些不认识我们上帝的人可以拒绝唱诗。」6我们常常认为很多教会中拙劣的唱诗，应归因于心灵软弱而肉体不情愿唱的事实。但无疑的，我们的责任是要赞美上帝。

   吟唱圣诗也是一种特权。在早期的基督教会，保罗鼓励唱诗作为一种赞美上帝、教导以及互相劝戒的方法。但是犹太人礼拜仪式的时间表在不同的时间(徒二5，十9，三1)，也就是上午九时、中午十二时、下午三时，后来发展成很复杂的日课(offices)，并有指定的诗篇和圣诗，可能造成一般工作者参与的困难，他们要放弃他们的职务来参加所有指定的时间。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接管了圣诗的吟唱。在第四世纪雷奥狄西亚会议(The Council of Laodicea)颁布：「除了指定的诗篇吟唱者之外，另外登上读经台，唱出这本书，没有其他人在教会中可以唱诗。」中世纪的颂歌(Carols)自教会的外面崛起，因为人希望要唱，但还不能参加礼拜仪式中的唱圣诗。的确，宗教改革从这愿望获得很大的推动力和力量，不只交回圣经，也将圣诗还给了人。唱圣诗是一种特权，可是这种特权有太多的基督徒过于漠不关心和疏忽。 7

   大部分教会中对会众的歌，作稀少陈述的许多理由，是起因于对圣诗吟唱的目的和角色之错误观念。除非我们能坦然面对与抛弃这些理由，否则，是不能期待有所改善的。西方教会有些牧师把礼拜主题圣诗(the sermon hymn)当作是伸展两腿而站起来或像打开窗户吸些新鲜空气的时间。另一些则使用圣诗当为时间的填补物(the time fillers)。当有人说：「当团契聚餐后的桌子还在收净时，我们来唱几首圣诗吧!」一个敏感的指挥者就会畏缩不前。圣诗常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成联谊的一部分或娱乐性的吟唱。娱乐性的吟诗有其地位，但用作点缀性的圣诗将招来在礼拜中对唱圣诗的轻率和粗心。某些教会把圣诗当作「欢迎邀请」和「预备心」，以及周日晚间「唱老福音诗歌」来迎合取悦群众，较不注重圣诗要对我们说些什么。会众可以随意呼喊出喜爱的诗歌号码，并且只是唱每首歌的一节；这样的结果常常退步成一种应要求的聚会。我们台湾教会的牧师当慎防有这些不该的作法。

    圣诗在「喜爱古老圣诗」的标题下，往往被使用如同从现实的一种逃避。很容易愉快地确定「旧时的宗教对我已经很足够了」的信仰，而忘记了上帝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世纪做完了最后的启示。祂的圣灵一直在我们中间激励感动，启示新的真理给那些愿意听的人。虽然诗篇是圣诗文献最重要部分，假使早期教会只被「喜爱古老圣诗」所迷住，想像我们的礼拜是多么的不够，这样，将没有马利亚的歌〈尊主颂>(Magnificat)和西面的歌<西面颂>(Nunc Dimittis)。在马丁·路德(Martin Luther)时代假使只准许「喜爱古老圣诗」，没有其他的，也许就没有宗教改革，必然没有〈上帝是咱安全要塞>(A Mighty Fortress Is Our God：圣诗320首，普颂428首，颂新57首) ；在约翰．卫斯理(John Wesley)的信仰复兴运动(Wesleyan reviVal)中，若只有用「喜爱古老圣诗」的话，也就没有查理．卫斯理(Charles Wesley)的六千五百首圣诗的产生。谁不愿有现世纪富司迪(Harry Emerson FosdiCk)的伟大圣诗<荣光上帝，施恩上帝>(God of Graçe and God of Glory：新圣诗47首，普颂415首，颂新543首)?坚持只唱「喜爱古老圣诗」，意思就是指当他在孩提时所学到的那些诗歌，这样的话，就是抑止圣灵的工作了。

   圣诗也曾被用于心理上巧妙的操纵和用于一种催眠术的型式。许多营会诗歌具有不详尽的思想，和不断重复的几个句子，当被一位非常热心的领唱者所带领时，又整个聚集在一个热热的、拥挤的屋子里唱诗，可能就是有催眠术的力量。8有人会怀疑这样的圣诗吟唱有何永久的价值，因为诸如此类的圣诗缺乏观念而又肤浅，对基督徒的生长是不足道的食品。无疑地，这类的圣诗在过去量少或非存在(nonexistent)的圣诗时代是有用的，因为大部分的人是目不识丁的，很少人能读谱，教会又稀少；但难于看到持守这类的歌如何能「服事现时代」。而查理·卫斯理(Charles Wesley)相信吟唱圣诗的情感上和经验上的价值，他强调基督徒的信仰在一首圣诗里要清楚明显。大部分所谓佈道会用的「福音诗歌」(gospel hymns)，弱式的观念和诗词的拙劣，从约翰·卫斯理(John wesley)和查理·卫斯理(Charles Wesley)确实地带来一股反对的风波。

   饶特利(Erik Routley)概述这个问题：「一首真正好的圣诗要是：A．创作优良(well written)，B．选择合宜(well chosen)，C．唱奏得体(wellsung)。……吟唱圣诗的惭愧之处毕竟不是在圣诗本身，而是在吟唱的人。总而言之，若吟唱圣诗是一种自我放任(self-indulgence)的所在，唱诗因此就不是献祭；若吟唱圣诗是由一不公开的同伴共同地唱，它也不是一种传福音之方法。我不是说为了享受乐趣而唱圣诗是不好的；我只是在说，你若为了娱乐而唱圣诗，你不需要期待藉唱圣诗而想提升基督徒的德性。」9

   有效的会众反应，广义来说，端赖在会众的心里树立正确的态度与目标，因此他们将知道为何唱出在他们里面的信仰之理由。

   会众不只要唱圣诗，会众对圣歌队的赞美诗也有一种独特的分儿(a unique share)，虽然这个分儿往往被误会。圣歌队献一首赞美诗不是为了有夸耀的机会；他们不是娱乐性的唱它；他们不是为取悦会众而唱。赞美诗首要是对上帝的一种奉献，藉着上帝赐予人的声音恩赐诠释一种创造性灵感的恩赐。10在某种意义上，圣歌队藉赞美诗代表会众预备祭品，然而会众有权利期待赞美诗道出他们的需要和表达他们的赞美。所以会众必须学习以礼拜和祈祷的心留意听赞美诗，这也是会众的需要。歌词需刊登在周报上，使会众更清楚歌词的内容。

   新的乐曲往往在未受过训练的听众方面会遇到反对，但假使一首新的赞美诗在合理相近的间隔重复几次的唱它，当会众凭其音乐语言变成更加熟悉的时候，会众的反对将会消失。有些圣歌队的赞美诗，会众可加入其中的一节，增进他们的理解，并分享他们对上帝的赞美。许多英国作曲家曾将圣诗曲调编人赞美诗中，例如：威廉斯(R．Vaughan Williams)的<普天之下，万族万民>(AllPeople That on Earth do Dwell：普颂20首)、查理·吴德(Charles Wood)的〈环球响应赞美声>(0 be Joyful in the Lord：普颂15首)。